昆字五行属什么？
《说文》：“昆，后稷之孙虞舜之子商均，周武王之弟封于昆吾，以国为氏”。 段玉裁注“今鲁濮州、澶州有昆吾聚，汉为昆阳县。《左传》僖三十三年，晋师济河，樊濮侯邑来朝，子言不卒而崩，君子曰‘穆庄’，则此二地必东夷所封也；然则昆吾亦东夷之族。《世本》又云‘昆吾作陶器’”。
按，古之东夷者夏人（或曰华夏）与少昊部落混居之地。其部族多擅制陶技术，故史书常有记载，如大彭氏国、豕韦氏国都“国傍陶穴”（〈孟子〉)等等。可见所谓昆吾，不过一擅制陶器之东夷部落而已，在夏朝时依附于夏王朝，成为夏的属国之一方。
至于这个擅长制作陶器的昆吾部为何又会在商代得到发展，以至于能建立“昆吾之国”——一个疆域相当不小的诸侯大国呢？这大概要归之于夏末殷初以来中原地区频繁的政治变动了——原来在夏王朝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人和东夷部落之间就发生了频繁的战争和冲突，到太康失国之后更加激烈化。当少康中兴的时候，东夷诸部落已尽隶于夏王朝统治之下。但随着少康之孙帝杼即位之后开始大举进攻东夷，并征服了东夷中势力最强大的奄国（〈史记正义〉引皇甫谧曰：“今曲阜县是也”)，由此开始了夏商之际中原和东夷部族之间的争霸大战， 结果到了夏桀即位之时，东部地区已经几乎全部被商人所控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夏属国的昆吾也就随之归属商人而成为其附庸国家之一。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文献资料中找到些佐证。比如《管子·小匡篇》载：“昔吾先王穆公，昭王、襄王之时，修政而不懈，在东夏之中而天下谓之王，正诸侯而天下小。及幽、厉两君，不用圣贤之言，而弃百王之道，不求天子之事．而大夺诸侯之地，削灭封疆。而既已，乃私宋、郑以为大王、三王之祀，而弗绝也。诸侯忿怨而相离，天地不复，四荒不信，道术不行，德令不通，群臣朋党，外市以求，君上孤特而无臣，土地博矣而兵削，人民众矣而财匮.车马杂矣而牛马瘦，老人童稚皆忧愁困苦而不安。”这里所说的“东夏”指的就是包括东夷在内的东方各国——从这段文字可以推知，至少在管仲生活的时代起，昆吾已经成为商王国内的一个邦国了。
另外，《春秋》成公九年又有“齐侯使高偃来聘……晋侯待秦公子举以不礼…．…..秦伯使公孙枝、晋人伐温，取郭卢、阴庐。自温及孟津凡五十九邑……”之说，此处温地，古文献多认为是指温邑所在今河南温县。但按《括地志》所说“温州城在怀州温县北十里，本卫邑，周初大封同姓分王子康国于此”可知，这里的温地其实应该指卫国都城朝歌西面的旧温邑所在地，也就是今河南沁阳西南处，与晋之温邑所在方位南辕北辙，不可相通。
因此，所谓的“晋侯待秦公子举以不礼……秦伯使公孙支、晋人伐温”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疑了。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伐温之役是否真的发生，如果它果真发生过的话，那么这个“温”就应该是一个位于晋国的温邑附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的地方而不是卫国境内的那个旧温邑。
然而这样的解释却又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疑问中去：既然晋国人不可能出现在战国以前的卫境之内，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跑到这个地方去伐温的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伐温的原委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这里的“温”很可能不是卫国旧都的旧称而是一个新的地名；其次，这里发生的“伐温”战事可能发生在卫国刚刚被晋文公所霸据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前后的事情；最后，这一战事的参加者不仅包括了晋、秦两国，而且还包含了原属于殷商后裔的卫国等许多国家在内。
这样一来，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所谓的伐温之战只不过是当时处在中原争霸漩涡中的众多邦国为了争夺商故地的一隅而进行的一场规模较大的局部性争斗罢了！而在这次战争中获胜的一方正是由重耳率领的那一支流亡在外的晋国侨民政权——当然，这也正是他们在归国之后不久便能得到商故地居民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 总之，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昆吾之所以会从一个东夷族的小邦发展成为春秋末年一个足以与中原各强国抗衡的大国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