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编号结局是什么？
片名少女编号里的“少女”指的是那些被杀的女孩子，“编号”指的是FBI为案件所编的号。影片在开始和结束处都出现了对这个片名的强调，这不仅仅是对案件本身的介绍，也表明了本片着力于呈现这个案件本身。案件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本身，而不是仅仅作为叙事工具而存在。影片末尾，随着各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似乎重新回到影片的初始场景，在影片的最后，它又回到了本初的位置，回到了它开始的位置。它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新的更迭，只是对开始场景的一次重复。
片头和片尾之间是影片展示的整个犯罪过程。整个犯罪过程是由一系列的重复所构成，首先是一个小女孩被绑架、殴打、虐待、杀害。然后是新的小女孩被绑架、殴打、虐待、杀害，如此反复，形成一种循环的暴力模式和观影经验，直到案件被侦破，犯罪行为停止。这似乎是典型的罪案片所遵循的叙事模式，但是，这样的叙事模式又被本片所打破。
影片通过声音和影像之间的频繁切换来干扰既有的观影经验，从而打破影片的线性叙事。这种切换不仅表现在声音和影像的分野上，还表现在两个场域之间，一个场域是现实的犯罪者和执法者的场域，另一个场域是女孩本人的场域。两个场域分别由不同的声音代表：一个是案件侦破过程中执法者的声音和犯罪者的声音，一个是女孩本人的声音，是本片所谓的“少女”之音。
影片片头引言明确指出了少女的声音的重要性：“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已拥有大量的信息，然而，最重要的线索，是来自那些女孩的。”在影片中，这些少女以声音的形式在片中各处游荡。当执法者的叙事开始展开时，少女的声音也伴随着开始出现，她们的说话声、笑声、哭喊声不断在影片中出现。同时，这些女孩本人的故事也随着片头引言的指引开始浮现。这些故事使女孩们摆脱了被定义、被物化的状态，作为个体的人回归于影片之中。
这些女孩的作为个体人的复归，与犯罪故事形成一种二元化的表述。这种二元化的表述贯穿整个影片，使影片避免了陷入既定的叙事模式而不能自拔，因此，执法者的叙事和女孩个体的叙事之间不是主次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甚至女孩个体的叙事时常侵入执法者叙事。由此，女孩个体的叙事成为反暴力的声音，在片中对抗暴力话语和执法者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