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王的结局如何？
陆王两派在儒学的发展中各有贡献，其中陆王的唯心主义哲学对于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明末启蒙思想的兴起，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就陆王的基本倾向来说，他们都是承袭孔孟，发展儒家学说的，他们所主张的“致良知”、“心是理”等等学说，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根本不能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当然，对于陆王学说也不能一概否定。
陆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从总体看，陆王思想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提出“心既理”，人伦，以“人伦明于内谓之德性”，“叙明义于外谓之德行”，“论先后以为长幼之序”。“别贵贱以等尊卑之差”，以三纲五常规范天下。把道德仁义视为天理和人伦的集中表现。把封建伦常看成是天理的抽象存在，认为理就在心中，为每个人天生所有，“万物皆具于吾心中”。人们只要通过反躬内省，就可以“明善诚身”，就可以“明心见性”，就可以把天理和人伦表现出来。这是陆王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陆王思想中的消极方面
但是从总体上讲，陆王是维护儒家思想的，并没有突破儒家思想的框框。而正是这一保守的方面，反映了他们哲学思想的特点——唯心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主张“正心”、“正人”、“正君”。即以道德的强制性力量，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用一种理想的人格来约束人君，使君成为“正君”，达到“王道”政治。这是相当迂腐的。这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王道”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仁政，它是靠君王自我觉悟，自律实行的。从根本上看，这与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是相吻合的，反映了陆王对儒学、特别是对孔子的“内圣”学说的发展。而这种由“内”而“外”地要求君王自我意识觉悟的方法，恰恰表现了道德的局限性。
张居正的调和与批判
这种局限性，到了明中叶，其发展则形成了严重的危机。当陆九渊为“王道”政治辩护时，朱熹就批评陆九渊的所谓“正心”是“空言治道”，“无补于国，而适足以惑人”，他认为“为政在人”。要“修身齐家”，而“正家”、“正人”。必须“明王之道”“以施其教。”这就是说“王道”政治不能靠内省自修，必须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有一个好的施政者和施政方法，才能把“王道”政治贯彻施行下去。这种思想反映了人们要求“更新”要求变革的现实，反映了明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矛盾日趋激化。也反映了朱熹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但正是这种局限性，在张居正身上得到了表现。
张居正，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进士，官至首辅，他在政治上一派儒家的仁义王道。在改革中，他提出，国事混乱是由于上无教化，下无纪律，上下离心离德。“故朝廷无礼，官府无禁，乡党无义，此三者，皆教化陵迟之阶也。”张居正在其政治改革中，提出了要改善这种局面。然而，他的改革却是有限制的，不可能真正解除积弊。他主张恢复“礼化”，把儒家的“正己”、“正人”、“正国”三者结合起来，主张以礼治天下，实行仁政治理。但主张把“天下”和“国家”结合起来，其最终目的却在于把封建统治的内部矛盾，由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斗争，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可见，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真正改变儒学理论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内在矛盾，相反倒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们的发展。
陆王思想在明代的发展
而陆九渊一派的立场是：“尧、舜之道，至敦也，三百世，相传，而委之于天下国家之法，然，其道有四焉，曰忠，日孝，曰仁，曰义，此万世之所同也”。但“三代而下，法皆因之矣，因之不已，而日趋于伪，趋于欺，故忠义日以消，而仁孝日以损。”这里，忠孝仁义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忠孝仁义，作为封建社会中的基本道德教化，必须用法律制度来体现。所以三代下的法制是流于伪和欺的，是应当革除的。
当然，陆王的心学一派也承认法律，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但是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用“德”。“治平治法，治乱世刑法。刑法，治法，在德不在刑也，德者何？曰理而已矣。故刑之所以得伸，皆理之为也。”所谓“理”就是“四端”之“理”，也就是“天理”，它体现于具体的表现是仁义，忠孝。而刑法“理”也是理的显现，是“天理”的反映。这是从“天理”去解释刑法，是刑名。说明治世，用刑律治乱世，治法，统治阶级用“德”，“刑”，刑狱也是治理国家之用，它们也是天理的体现，都是天理的“显现”的结果，是体现天理的表现之“行”。而仁孝忠义的“理”是抽象的，是恒常不变的，而刑法也是其体现于现实社会，其理是具体的，是有“用”的。所以陆王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的。所以，他们的学说，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而朱熹一派的“天理”说则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矛盾，要求更新和发展。这就必然的产生了陆王的一派思想，批判朱熹的“道学”，出现了儒学的内部矛盾的分化和斗争。但是，儒学的发展也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